国际贸易培训:韩国对华贸易逆差分析及未来展望 -j9九游会官网

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2022年12月及全年进出口动向》报告显示,2022年韩国贸易逆差为47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时隔14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在韩国对华贸易方面,2022年5月韩国首次出现对华贸易逆差,此前韩国对华近30年的贸易顺差历史就此结束。而且,韩国对华贸易额超过了对美和对日贸易的综合,因此对华贸易的变化是韩国出现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对华贸易逆差有哪些趋势?
1、虽然韩国对华出口附加价值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后结构上萎靡不振,但主要是经济因素,特别是今后对华贸易收支在产生影响。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的支持,出口贡献扩大的可能性不大。

2、如果今后中国迅速恢复实物经济、消除通货膨胀以及乌克兰局势结束,可能带来原材料稳定等经济恢复和贸易单价稳定化,对华贸易收支有望转为顺差。

3、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内需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逐渐缩小,即使今后中国经济恢复,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不会像过去那样,即使出口急剧扩大,但很难迅速扩大对华贸易收支的顺差幅度。

韩国对中国附加价值标准的出口和进口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停滞不前,对华出口(以附加值为基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2001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19.9%,在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到2021年)年均仅增加8.1%,增长势头放缓。对华进口(以附加值为准)在金融危机前(2001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25.1%,之后在危机后(2010年到2021年)仅增长10.7%,增长势头放缓。以对华附加价值为准,进出口增长放缓的最大因素是经济因素。

01、对华出口方面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10-2021年),结构性因素跟整体对华出口附加值的变化之间发生了逆向变化,其贡献率为-6.7%,而经济因素的贡献率则为106.7%。在2000年到2007年对华增值出口快速增长期间,结构因素的贡献占总量的12.2%,其余87.8%都归因于经济因素。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与2020年相比,2021年中国的附加价值出口比一般情况更加强烈。

从各因素的贡献率来看,与2020年相比,以2021年为基准,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变化的0.8%来自结构性因素,99.2%来自经济因素。由此可以推测,虽然韩国对华出口附加价值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后结构上萎靡不振,但主要是经济因素,特别是今后对华贸易收支在产生影响。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的支持,出口贡献扩大的可能性不大。从各品种具体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煤炭及石油、化学、机械、基础及加工金属、非金属矿物、电器设备、纸张等为中心,韩国对华出口附加价值变化不断,特别是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因素贡献率上升的品种有煤炭、石油、化学、机械、基础及加工金属等。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这些品种对华出口结构性因素的贡献率有所提高。

02、对华进口方面

2010年至2021年间,结构因素对华进口附加值变化的贡献率为23.8%,经济因素的贡献率为76.2%。在对华增值基准进口快速增长的2000年到2007年期间,结构因素的贡献占总量29.9%,其余70.1%归因于经济因素。特别是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与2020年相比,2021年中国的附加价值进口中,经济因素比结构性因素更加强烈。

从各因素的贡献率来看,与2020年相比,以2021年为基准,韩国对中国的进口变化中,经济因素的贡献率为91.8%,结构因素的贡献率仅为8.2%。从品种来看,金融危机以后,以纤维、机械、运输装备、煤炭及石油等部门为中心,对华附加价值进口的变动中,经济因素的贡献比结构性因素更大。

由此可以推测出,对于非金属矿物而言,结构因素对韩国增值收入的波动贡献大于经济因素,与金融危机前相比,结构因素贡献扩大。

03、贸易收支方面

近年来,对华贸易的结构因素对出口有负面影响、对进口有正面影响,经济因素对进出口都有正面影响。同时,出口比进口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但最近在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停滞、乌克兰局势等特殊情况下,进口物价暴涨对进口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2022年第一、二季度对华贸易逆差的异常现象是因进口物价急剧上涨而出现的,随着进口物价的正常化和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消失。

目前,韩国对世界所有商品进口物价指数增减率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为:('19)-4.7→('20)-9.8→('21)21.1→('22.1q)22.4→('22.2q)20.3→('22.3q)7.5。

04、今后的展望及启示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呈现出减少趋势,进口却持续增加。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对华贸易收支首次连续两个季度出现逆差,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对华贸易收支分别为-17亿美元和-3亿美元。从结构供应链的观点来看,中国作为生产据点的地位正在下降,跨国企业的生产据点、中国化趋势正在出现,而中国发展尖端产业等技术力量和自给率的提高使对华中间产品贸易趋势发生变化。从供应链的观点来看,中国作为生产据点的地位正在缩小,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据点正在持续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中用于第三国最终需求的比重从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36.6%下降到2021年的23.9%,下降总数达到了12.7个百分点。因此,韩国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结构也开始转变为“中高端中间产品出口、低端中间产品进口→高端中间产品出口、中高端中间产品进口”。

为改善对华贸易收支的结构性赤字结构,在核心材料、零部件等方面,韩国应确保以高级技术中间产品为中心的稳定的出口供应网体系,而且为进一步扩大高技术中间产品的附加价值,需要进行技术革新。

首先,随着中国以“红色供应链”为基础提高一般中间产品的本国比重,中国的进口结构正在从一般中间产品转变为以附加值高的中间产品为中心,预计今后高级技术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将大幅增加。按技术水平来划分,中国对世界中间产品的进口比重将发生滨化(占整个中间产品的进口比重为“07→”21年):
(1)低位:8.9%→4.2%;
(2)中位:30.3%→23.2%;
(3)高位:-39.1%→43.3%。

其次,对华出口方面,按照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投资、中国消费等顺序,对华出口变动有较大解释力,就进口而言,某些项目的进口单价急剧变动对进口额变动会有较大影响。出口方面的国际原材料价格来看,韩国对华出口变动4.1%,在经济因素变数中相对重要度最高,中国投资、韩国对华fdi分别说明3.0%和2.6%。今年对华主要进口项目中,半导体、精细化工原料、计算机、工业用电器等单价剧烈波动带来的经济因素对进口额波动影响较大。

05、短期展望

韩国在对华贸易中受到的经济因素影响大于结构性因素影响。如果今后中国迅速恢复实物经济、消除通货膨胀以及乌克兰局势结束,可能带来原材料稳定等经济恢复和贸易单价稳定化,对华贸易收支有望转为顺差。经济因素对中国出口和进口的贡献率分别为106.7%和76.2%,其余(分别为-6.7%和23.8%)为结构因素的贡献率。因此,对华出口和进口各因素的贡献比较来看,出口方面经济因素的贡献较大,进口方面结构因素的贡献较大。

今后,如果中国实体经济指标得到改善,中国投资、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消费将分别对12个月、8个月、6个月的对华出口产生积极影响。电池制造的核心原材料镍、钴的最近进口需求剧增,预计到2023年,随着全世界价格稳定,进口单价将下降。

镍($/m)价格预测(资料:bloomberg):('22)24,561→('23)21,125
钴($/lb)价格预测(资料:bloomberg):('22)33.11→('23)26.99

06、中长期展望

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内需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逐渐缩小,即使今后中国经济恢复,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不会像过去那样,即使出口急剧扩大,但很难迅速扩大对华贸易收支的顺差幅度。对华出口中,随着中国国内消费规模的增长趋势放缓,在金融危机前年均增长19.9%,但在金融危机后年均增长6.7%。从中国的进口结构来看,内需用韩国产品的比重与2007年相比进入2021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韩国对华消费品出口中的中高端消费品所占比重为2007年48.1%→2021年66.6%、18.6%p。因此,在现有的以中间产品为主的出口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大高层技术群,同时需要将投资组合扩大到消费品、食品等新的出口品种群。特别是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消费结构正在升级。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内需中心增长政策,所以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正在增加。因此,在积极进军中国消费市场的同时,非常有必要考虑制定进军二、三线城市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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